臺灣咖啡初世 不是始於1884
臺灣咖啡史再推前
文/ 王杉財〈咖啡共和國〉
說起台灣咖啡的歷史，一般會回溯至清光緒十年（西元1884年），這是台灣咖啡種植的元年，當年在今天的新北市三峽區試種，直到日據時代（西元1935年），才開始展開大規模的計劃性種植。
可是依據現存於國立臺灣博物館之檔案（圖版標示：人類學組 AH534-30），福建巡撫丁日昌頒行的〈台灣撫番開山善後章程〉中，明確將「咖啡」列為山地原住民可鼓勵栽種之作物（以「撫番」「開山」政策語境提出），顯示當時官方知悉並倡議在台山區栽培咖啡。
徵之於歷史脈絡、清季「開山撫番」與作物導入
同治、光緒年間，清廷面對臺灣內山治理與邊區開發，形成一套「開山撫番」的制度語言。丁日昌任福建巡撫期間（兼轄臺灣），將山地治理與經濟作物栽培綁定：以耕作、商路、墾務與教化並進的方式降低衝突、增進稅糧。章程列舉之作物多為高附加價值或適合坡地的耐陰性樹種，咖啡被置於此清單，並非偶然——它符合「山區經濟作物」與「外銷潛力」的雙重標準，也呼應當時在廈門、汕頭與南洋之間流通的商品知識。
這個文獻記載竟在
入秋的午後，我在都米亞茲莊園樹蔭下小憩。咖啡樹與南洋楹交錯的枝椏拂過光線，地表像鋪了一層會呼吸的綠。風穿過葉片，帶來潮土與熟果混合的甜味。我把背靠在樹根上，手心還捧著一杯未喝完的手沖。不知不覺，眼皮沉了下來——我在林下睡去，似夢似幻地我在另一個地方…
那是一間安靜得能聽見紙張吐息的地方：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圖書室。案上攤著一軸卷，絹邊褐色，紙心溫潤。工作燈像一束小舞台光，正好打在兩個字上——咖啡。我俯身，看到落款：光緒三年。章題寫著：〈台灣撫番開山善後章程〉。我讀到條文裡列舉山地可勸種的作物，油桐、樟樹、以及——咖啡。那一刻，時間倒退的聲響在我耳邊「喀」地一聲扣緊，像烘焙機剛轉動的第一下。
〔證據卡A〕
1877 年丁日昌〈台灣撫番開山善後章程〉，國立臺灣博物館藏，人類學組 AH534-30：官方政策文本中將「咖啡」列為山地可勸種作物（年代錨點，待全文校注）。
卷軸的墨氣化作聲音，一位中年官員在燭下寫字。他是丁日昌。紙上字線剛勁，語氣卻克制：「開山撫番，授以耕作。」他把邊區治理與經濟作物連在一起：若能以耕作安定山地，則可少兵戈、多稅糧。咖啡被寫進清單，不是偶然；它耐陰、可為山地經濟作物，又與南洋商路相連。我看見他略停筆，似在衡量字詞背後的風險與期望——治理、商路、作物，一線穿起。
〔史注1〕 清季「開山撫番」政策常以作物導入作為治理工具，咖啡之被列名，顯示政府層級的「可種、宜勸」判斷屬既存知識，而非孤立傳聞。
夢境切換，我到了東海岸的山腰，台東重安部落的小徑在雨後仍溼滑。山谷裡傳來太平洋的風聲，帶著鹹味。梯田石隙還積著水，一位年輕的阿美族女子「米將」她在南洋楹樹蔭下挖開土面，把幾顆陌生的種子按入土裡。她抬頭望向山徑，那裡傳來鈴聲，是從平原上來的商隊。她不清楚這些種子從何處而來，也許來自海那邊的呂宋，也許從廈門貨棧輾轉而至；她只知道，長老說這是能換來鹽與布的作物。米將把土壤抹平，用腳跟輕輕一踏，將希望封存。
〔推理提示〕 「重安部落山區零星試種」的場景，旨在呈現1870年代社會背景的圖像；日後,日本總督府技師田代安定又會在此出現進行田野調查與佐證。
海風吹來，夢境又把我帶到大稻埕碼頭。木箱上有「MANILA」的火漆戳記，箱內夾著潮紙與麻屑。有個洋行買辦正記帳，他說，來自舊金山的種子也曾搭船回臺，城外三角湧與板橋都有人想試種。我順著他的筆，看見年份在頁角停住——1881、1884。
〔證據卡B〕 J. W. Davidson（1903）記述：1881 德記洋行自舊金山帶入種子，播於三峽與板橋。
〔證據卡C〕 田代安定（1911）記述：1884 德記洋行自馬尼拉攜回 100 株苗木植於三峽。
瞬間,我又被拋向另一個光景!
1902 年，恆春的烈陽在白牆上跳動，新的牌匾寫著「熱帶植物殖育場」。技師在田塍間記錄發芽率，挑選適應性較佳的阿拉比卡株系。1907 年，東京勸業博覽會的展臺上，標牌寫著「臺灣咖啡」，人群面前擺著小小的烘焙鼓與杯碟。1917 年，嘉義分場清晨的露水還掛在葉尖，一行字被寫進年報：「阿拉比卡，為本島適種。」
〔證據卡D〕 1902 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創設；1907 東京勸業博覽會展示臺灣咖啡；1917 嘉義分場所系統化試驗阿拉比卡（見總督府與園藝試驗場年報）。
我在夢中像在檔案室翻找抽屜，把零散的卡片一張張排成時間線：
政策勸種（1877）—
商業試植（1881/1884）—
制度試驗（1902-1917）。
於是，那條我們早已背熟的起點——1884——退後成為其中一個波峰，而不是唯一的第一筆。咖啡之初，不再是單一故事，而是多條水脈在地下交會：南洋航線把苗木與消息帶來，閩粵口岸的藥鋪與商會把「提神藥飲／耐陰作物」的概念傳遞，重安部落等山地社群的零星試作把消息推回官府，於是進入了丁日昌的筆端。
〔路徑圖〕 三向假說（待證）：
1) 呂宋／巴達維亞—澎湖—臺灣的種苗流；
2) 廈門／汕頭的商會—大稻埕貨棧的資訊鏈；
3) 山地耕作回報—官署政策列名。
（以上為可檢證假說，需以港口稅單、航次簿、醫療／傳教檔案等互證。）
卷軸忽然闔起，燈光一暗，我聽見遠處一聲鳥鳴，像是把我從紙頁拎回林下。張開眼，仍是秋日的斑駁樹影。我手中的咖啡已微涼，杯壁凝著細汗。我把夢裡的線索一點點梳理，像梳理豆子表面的銀皮：
— 1877 的章程，不晚於這一年，政府層級已「知道並主張可種」。
— 1881／1884 是商業網絡的落地試種，位置在城市邊緣；
— 1902 之後，試驗體系把「可種」變為「怎麼種得好」。
過去的三個檔位，扣在一起，就能轉動我們對「台灣咖啡之初」的齒輪。
我把筆記本攤在膝上，寫下下一步：向博物館申請 AH534-30 的高清影像與標點校注；以「咖啡／可啡／番豆／阿剌比加」為關鍵詞，檢索《臺灣府志》《海關貿易志》《南洋勸業報》；到阿里山、古坑與花東（含重安部落），對傳說中的「老咖啡樹」做年輪與同位素評估——不再僅靠目測；沿著大稻埕—廈門—馬尼拉的航線，追查 19 世紀的貨單與檢疫紀錄。學術是一場長跑，而我剛在林下完成第一口換氣。
總院長 總院長… 蔡博士的呼叫聲喚醒了我。我起身，拍落衣角的葉屑，我們沿著林間小徑往下走。斜陽從樹梢斜斜打在路面，像卷軸上漸展的光。我向他說起剛剛的夢境 他說:「是啊~~丁日昌以「開山、撫番、授以耕作」為治理要點，列舉山地可種之經濟作物，其中明列「咖啡」為政策文書，其語境不是單純知識介紹，而是把咖啡置於實作與勸種的行政框架; 也意味著官府已掌握其經濟價值與栽培可行性。回辦公室我就把這史料文件提供給你, 以證明台灣咖啡早在1877年之前就引進,雖並未宣稱當時即有大規模園圃，但它明確證實「政府層級知道並主張可種」；此與何時、由誰、在哪裡完成試種與擴植都是不同層面的研究問題吧...」。
風把葉影重重疊疊壓在地上，像無數段時間彼此覆寫。我的杯裡剩下最後一口，帶著柑橘與可可的尾韻。忽然想到夢裡那位年輕的阿美族女子：她把種子按進潮濕的土壤時，並不知道這會成為百年之後的一行黑字，也不知道會讓一個研究者在秋日的午後，從林下醒來，決心把故事從 1884 搬回 1877，再把
1877 放進更長的南海與西太平洋史裡。
一個夢境竟成就[台灣咖啡的第一章]，或許不是一個確定的日期，而是一段被不同手抄寫的長句——官員的筆、商人的帳、部落的指節、技師的年報、以及我們此刻舌尖上的酸與甜。當我們把這些筆畫連在一起，新的開端便悄悄浮現。
參考文獻與檔案（依材料性質區分）
一手檔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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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日昌：〈台灣撫番開山善後章程〉，光緒三年（1877），國立台灣博物館藏，人類學組 AH534-30（卷軸影像）。【館藏影像與題名資訊為本文年代錨點；全文抄錄與標點仍待正式校注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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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總督府：〈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創設案簿〉等，1902 起（相關檔案分藏於臺灣總督府檔案與農事試驗場年報，待逐件對讀）。
近代著述與官方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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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ames W. Davidson, The Island of Formosa, Past and Present, London: Macmillan, 1903（述及 1881 大稻埕德記洋行自舊金山帶入咖啡種子之說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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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代安定：〈熱帶植物殖育場報告〉第二輯，臺北：臺灣總督府殖產局，1911（記 1884 德記洋行自馬尼拉攜回100 株苗木植於三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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園藝試驗場嘉義分場年報、勸業博覽會報導（1907 東京勸業博覽會；1917 嘉義分場設置等），相關年報、會刊。
註：本文所用一手與二手材料，依「證據強度」分級呈現；1877 年章程為一手，1881/1884 為近代二手敘述（然來源各自自足），制度化期資料為一手年報與官樣文書。未來若取得章程全文與葉脈證據，尚可就「勸種—實作」之距離再做定量化討論。
《重新定義 咖啡引進的時代》「1884年前的證據」——丁日昌〈台灣撫番開山善後章程〉與咖啡入臺的再定位。
附：學術側欄
— 〔證據卡A〕 光緒三年（1877）丁日昌：〈台灣撫番開山善後章程〉，國立臺灣博物館，人類學組 AH534-30（官方政策文書，列名「咖啡」為山地可勸種作物）。
— 〔證據卡B〕 James W. Davidson，The Island of
Formosa, Past and Present（1903）：記 1881 德記洋行自舊金山攜種，播於三峽、板橋。
— 〔證據卡C〕 田代安定，《熱帶植物殖育場報告》第二輯（1911）：記 1884 德記洋行自馬尼拉帶 100 株 苗木植於三峽。
— 〔證據卡D〕
1902 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創設；1907 東京勸業博覽會展示臺灣咖啡；1917 嘉義分場年報述阿拉比卡為適種（總督府／試驗場年報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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