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咖啡探初-緣與源 1884 年不是台灣咖啡引種元年, 是1870年!

為《程天與・飛番原鄉》作註，將時間軸推回「1870年代」

文／王杉財《咖啡共和國》

 

那是一個從古坑山風裡吹來的問題。

2015年，我第一次受邀參加古坑鄉公所的咖啡活動，桌邊翻開一冊薄薄的《我想 記得你》- 台灣咖啡的鄉愁年代，與時任課長孫旺田對坐良久，他說：「多數文獻寫 1884 年是台灣咖啡引種元年；但若深挖，時間也許可以更早。」那一刻，像是有人把杵臼輕敲豆槽的木邊——聲音不大，卻在心裡迴盪成題。

 

自此，民間訪談與史料探索成了每日功課：拜訪老農、追索舊圖，與檔案裡的陌生字體相認。問題也越問越精確——台灣，是先有咖啡館，還是先有咖啡樹？

 

先有咖啡館

還是先有咖啡樹？

 

在舊城巷弄裡，咖啡一開始是「飲料」，不是「作物」。1897 年，藤岡政太郎創立「西洋軒」，據記為臺北最早供應咖啡飲品的場所；1912 年，新公園旁的「公園獅」成為第一家以「咖啡館」為名的空間。這是城市味覺的起點。可若把視線拉回山線，另一條時間軸同步亮起：1870 年代，清廷福建巡撫丁日昌於〈臺灣撫番開山善後章程〉（光緒三年，1877）明列「咖啡」為山地可勸種作物，且規定「頒給種子、稽查成效」。這份官方條文，將我們熟知的 1884「洋行引入」說，往前推了一大步——至少最遲於 1877 年，台灣的山區治理文本裡，已經出現「咖啡」兩個字，且不是傳聞，而是政策。

（節自：國立臺灣博物館人類學組 AH534-30。）

 

因此，與其寫「台灣咖啡不是始於 1884」，我更願意把刻度謹慎地調成：「台灣咖啡的可稽起點，應推回『1870 年代』——最遲 1877。」

 

 

1870 年代之後

洋行試植與制度化試驗

 

1881／1884，兩則彼此補強的近代記錄，為「咖啡落地」留下了坐標：

 • 《The Island of Formosa, Past and Present》（1903）載，美裔作者戴維森記 1881 年德記洋行自舊金山帶回種子，播於三峽、板橋；

 • 田代安定在《熱帶植物殖育場報告》第二輯（1911）則載 1884 年自馬尼拉攜回百株苗木植於三峽。

 

日治以降，總督府從1902 年設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、1907 年東京勸業博覽會展出「台灣咖啡」，到 1917 年嘉義分場確認阿拉比卡為宜種——咖啡從「可種」走向「怎麼種得好」。1920–1941，古坑、嘉義、屏東、花東等地的公司化擴張讓咖啡園的地景，從丘陵到縱谷，漸次攤開。

 

這條線路，與城市咖啡館史互相映照：一端是杯中的現代性，一端是林下的農政與風土。台灣咖啡的前半生，正是由這兩端牽引生長。

 

 

荷治臺灣的可能與限度

在「情理」與「證據」之間

 

總有人追問：「荷蘭人在台（1624–1662）就愛喝咖啡，他們是否在南部淺山試種？」 這是好問題，因為它把直覺拉進史料的亮處。

 

世界咖啡進化的時間史尺告訴我們：1699 年以前，荷蘭東印度公司（VOC）尚未在東印度成功建立咖啡園；1706 年爪哇首批咖啡樣株與豆樣才送抵阿姆斯特丹，1711 年始有輸歐的「爪哇咖啡」。換句話說，荷治臺灣（至 1662）早於 VOC 的咖啡殖產時序近半世紀。因此，要在台灣論證「系統性栽培」，目前證據並不充足。

 

然而，這個「不」並非「全無」。荷治政教體系在蕭壠（Soulang，1659 年）設有神學養成學校，教會與官署確實常以小圃栽養藥草與異鄉植物；且 VOC 對植物資源的敏感度極高。若說官舍花園或教會院落曾有零星試養、觀賞性植栽，於情理並非不可能——只是，學術必須以檔案落款為準。當下我們尚未找到「koffie／koffij」與「Formosa／Zeelandia」並列的一手條目，故宜保留為工作假說，繼續查證。

 

 

一棵傳說中的古樹

田野與科證的對話

 

2023 年南港展覽館中國際咖啡展場上，我與阿里山「優遊巴斯」鄭虞坪董事長閒談，他言嘉義山上見過「兩百多年、近三百」的巨大咖啡老樹——這類口述經驗，常是研究的引線。以植物學常識，阿拉比卡在野可長壽至百年上下、經濟園一般 20–30 年更新；利比里卡樹體壽長而高，但在台稀少。「兩三百年」極不尋常。若要把傳說變成證據，最佳途徑是：形態學與 DNA barcoding（判定種源）；低破壞性年代學（例如倒木／枯枝樣品的14C「炸彈峰」定年，或顯微年輪）；舊地籍、林班圖與 1940s 航照疊圖（重建老園區痕跡）。

 

我想… 當田野與科證說得通時，故事才會立起來。

 

 

文獻的矛盾與辨析

把「咖啡」放回它應在的位置

 

有版本的植物引進清單（引自 李瑞宗 1994；陳德順等 1976 的通行摘錄）把「咖啡」列入荷治時期引入植物之列。這一列，常被誤讀為「荷蘭人在台種過咖啡」。但從全球咖啡殖產的確證時序來看，這更可能是後見之明的挪借或簡化轉述；若要升格為史實，仍需同時代檔案對讀。

 

同理，一則常見問句——「荷蘭軍官與傳教士總要喝咖啡吧？」——其實牽涉到「飲料供應」與「作物栽培」兩個不同層級。前者可仰賴貿易運補，後者則必須有園圃、苗木、勘驗與帳冊。這兩者，不可混為一談。

 

 

把時間輕輕往前推

1870 年代的山風

 

回到丁日昌：1877 年的〈臺灣撫番開山善後章程〉，在「開山撫番」的政策語境裡，把咖啡與茶、棉、桐、檀等並列，明言可在山地勸種。這不是逸聞，而是治理文本——它讓我們能穩穩地把台灣咖啡的時間軸，向前推到「1870 年代」。

 

其後的 1881／1884 洋行試植，補上了「物種落地」的關鍵一筆；而 1902／1907／1917 的試驗與展出，則把咖啡從「可以」帶到「做好」。由是觀之，台灣咖啡的起源，不是一道直線，而是三股力量交纏的三段式：

 1. 1870 年代 的政策列名（官）；2. 1880 年代 的商業試植（商）；3. 1900–1910 年代 的制度化試驗（學）。

這三股線，編織出我們今日杯中那點熟悉而新鮮的香。

 

 

為《程天與・飛番原鄉》所作的註腳

 

《程天與・飛番原鄉》凝視的是南瀛之地的人與路。若要為其中的咖啡起源題一行小字，我會這樣寫：

「台灣咖啡的可稽起點，不在 1884，而在 1870 年代——最遲 1877 年。」

在此之前，荷治年代或有零星試養的想像空間；在此之後，洋行與學術把咖啡由盆栽帶進山林，由展館帶回人間。

 

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——這是歷史學的秤；也是農人的手。當我們把碑誌與口述、檔案與古樹放在同一張桌上，「飛番原鄉」四字忽然有了新的風貌：它既是海路與山徑的交會，也是杯中與林下的回聲。

 

 

－．史料附記．－

 • 1877：丁日昌〈臺灣撫番開山善後章程〉，列「咖啡」為山地可勸種作物。館藏編號：國立臺灣博物館人類學組 AH534-30。

 • 1881／1884：德記洋行試植記載，分別見於 James W. Davidson, The Island of Formosa, Past and Present（1903），與田代安定《熱帶植物殖育場報告》第二輯（1911）。

 • 1902–1917：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創設（1902）、東京勸業博覽會展出（1907）、嘉義分場確認阿拉比卡宜種（1917）。

 • 荷治年代與咖啡的限度：VOC 於 1699 年後方在爪哇成功殖栽；1711 年始輸歐。荷治臺灣（至 1662）早於此時序，故談「系統栽培」需慎。

 

By Steve Wang/ 咖啡共和國創辦人